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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唐明清官场如何反奢靡之风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7:04:46

汉唐明清官场如何反奢靡之风

唐代文宗大和四年(830年)四月十八日,一个题为《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》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,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之风,“各务素朴,弘兹国风”。有敢继续犯规者,御史马上劾奏。

此前此后,像这种以惩革积弊、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,还有汉代昭宣中兴、明代弘治新政、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,利钝得失,异同互见,正可合并观照。

“经济富足—享乐—贪污腐败”的内在逻辑

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,几乎都是因富启奢、由奢滋腐、乃思惩革除弊的规律。以西汉为例,汉初国穷民困,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,将相只能乘牛车。后经文景之治,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,于是“公卿大夫以下争于”。今非昔比,京师储币累百巨万,太仓陈粟充溢露积。钱太多了挠心,“宫室、列观、舆马益增修”,到处兴造楼台馆所、豪华车辆,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。如此折腾的后果,不仅是海内虚耗,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,司马迁所谓“物盛而衰,固其变也”的感叹,以及昭宣新政的推行,皆由此而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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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,打江山的胜利者多能记取“成由勤俭破由奢”的教训,因而大都注重“制奢俗以变俭约,止浇风而反淳朴”,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,对广大臣民的各种消费性行为加以严格的规定。不同品级的官员,居、行、服、器各有定式,不许僭越;典礼、巡行、差出、宴饮等各种职务消费,也都有相应规定。

不过从历史上看,好像任何一代

“舆服制度”的执行都很难摆脱前紧后松的通例。随着生活富裕,之风滋生蔓延,住房、乘车、服饰器用等多有违规。更有不少现任官员利用职权以逞奢华。公吃公喝时时可见,“虽有禁例,多不遵守”,凡欢迎到任、接待差使等种种名义,大都“制备酒席、礼物,互相好盛,用度无节”。有一份写于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说:各地有司“多有妄兴造作”,重点都是修建气势奢华、起居舒适的机关楼所,“无故改造衙门,欲其壮观,增修公廨,取便安居”;同时自家的豪邸也一幢一幢盖了起来,基本门径都是借公家建筑之名,“多派行木灰瓦,私下克落,盖造自己私宅,斗富夸能,动岁经年,不知停罢”。这种利用公权牟取私利的现象在清代乾嘉时同样常见。嘉庆皇帝说,“朕闻向来兴举大工,每于工次搭盖馆舍,并开廛列肆,玉器钟表,绸缎皮衣,无物不备,且有倡妓优伶争投觅利。其所取给者,悉皆工员挥霍之赀;而工员财贿,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。”

官场中“奢靡相尚”的效应是上下追求享受,层层耽于安逸,对公务活动因循塞责,以致“懒政”蔓延。汉宣帝抱怨地方政府年终述职虚应故事,“具文而已,务为欺谩”,而职在考核监察的相、尉、御史等有关部门居然也“不以为意”

。唐文宗说

“如闻诸司刑狱例多停滞”,衙署形同虚设,案牍大量积压。嘉庆帝痛论

“当今大弊,在因循怠玩四字,实中外之所同”。当时有个来自湖州的学者沈垚在北京官宦家做家教,由此得以对京师官场作近距离观察。据他在与友人信中所写,京师里官员聚会,从无一人言及四方水旱,大家都在忙应酬,结人脉,跑官缺,“终日华轩快马,驰骋于康庄。翰林则谒拜同师,部郎则进谒台长”,公事全都交给胥吏办理,自己只管画诺签名。“私退则优伶横陈,笙歌鼎沸”,追求感官享乐。

以上这些“光鲜”场面,都需要有财力支撑,仅靠

“廉俸”肯定是不够的,所以官场奢靡相尚而致政风衰颓之后,必是贪风兴起,吏治腐败。唐文宗朝反奢诏书说:“车服第室,相高以华靡之制;资用货宝,固启于贪冒之源。”明孝宗朝反奢诏书说,“盖则用必多,用多则财必不足,财不足则贪暴行”,都是对因奢启贪之内在逻辑的精辟揭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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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革新从抑奢崇俭入手

因奢滋腐,百弊相生,所以历史上的“锐意惩革”,多从抑奢崇俭、振刷风气入手。唐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“以慈俭为宝”,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毁御马坊、马球场等一应建筑,对皇家戏剧音乐歌舞娱乐等单位大加裁减外,还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应接礼仪,不得陈设花蜡,不准结彩华饰,也不许拆毁民众坟丘以拓宽道路等。明孝宗从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、节用恤民为急政,“内外衙门修建寺塔、庵观、庙宇、房屋、墙垣等项一应不急之务,悉皆停止,不许擅自移文兴工,违者治以重罪”。还多次取消上元、端午、冬至、庆成等节日官宴,“以节钱钞”。嘉庆一朝反对奢华,尤称雷厉风行。亲政伊始便革除了严重败坏官风的进呈古玩器物的积年大弊,违者以抗旨论。颁旨罢贡玉石后,“一时珠玉之价,骤减十之七八”。

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,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。唐文宗说

“理道所关,制度切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本文开篇提到的《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》,在强调“俭以足用,令出惟行”的同时,坦言“积习流弊,余风未革”,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“有司不禁”,制度废弛。鉴于违规现象普遍,而且现行舆服制度多是玄宗时期修订,迄今已有一百多年,不少细则同现实脱离,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主持对这些制度重加整理。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,依据律令格式,结合现实情况,拟成一个《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》,内容包括服饰、车马、导从、住房、器用等多个方面,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、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,皆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。大和六年十月七日,该《制度条件》经唐文宗诏准生效。翌年八月唐文宗又诏令“百官士族”必须遵守这个制度,“如有固违,重加黜责”。

反对奢靡之风,重在提倡勤政实政

反对奢靡之风,加强制度维护的意义,不仅仅是对消费的抑制。关于这一点,唐文宗在批准王涯所奏《制度条件》的诏书中讲得很到位:这些制度的目的,在于借“务从俭朴”以清除“颓风”。所谓“颓风”,特指因而导致的颓败的官风政风。从史料记载看,汉唐明清振刷风气的历史样本,都毫无例外地把抑奢倡俭的成效,落脚到惩革虚饰怠惰、提倡勤政实政上。

汉代昭宣之治的实政特色,史家已有“信赏必罚,综核名实”“吏称其职,民安其业”的津津称道。本始三四年间,各郡国连遭旱灾,中央除了免除受灾地区租税劳役,并及时遣使对贫困户赈济外,还对乐府等吃财政的文艺单位实行裁员,“使归就农业”。宣帝还有个特点,不为虚假套话蒙蔽,也不为谀谄媚言迷惑。听取地方官员汇报,“考察所行以质其言,有名实不相应,必知其所以然”。有个益州刺史王襄,找人创作了《中和》《乐职》《宣布》三部曲,热忱歌颂宣帝开创“天下和平,四夷宾服”新时代,因而“屡蒙应瑞”的“盛德”,组织青少年合唱团进京演唱。宣帝摇头说:“吾何足以当之哉!”下令将合唱团退回益州。这种不尚空谈、勉干务实的思想作风,对官场正能量的释放很起作用,“汉世良吏,于是为盛”,涌现出许多被誉为“循吏”的实干家,“所居民富,所去见思,生有荣号,死见奉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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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文宗和汉宣帝一样以勤政务实著称,即位后严格遵守按时主持朝会的制度,每次都很晚才退朝。曾经与宰相郑覃、李石一起协商如何整治各部门工作拖拉效率低下,李石认为这都是官吏生活安逸、无所事事造成的结果,郑覃也说“三十年已来,多不务实”,建议“丕变风俗,当考实效”。由是决定“振举法度”,包括加强任职考核、重视施政实效、严肃风纪监察等一系列措施。尚书左丞韦弘景纠举吏部授官不公,吏部尚书、侍郎俱受处分,有六十七人被取消任官资格。将作监王堪因太庙修缮懈怠废职,拖成一年多的烂尾工程,被扣罚俸禄,免去职务。还有翰林学士薛廷老因“终日酣醉”被罢职,桂管观察使裴弘泰因赴任迟滞被降职。

在明代,弘治帝也许是太祖、世祖之后为勤政的君主,几乎每天主持朝会,因早朝时间太短,再开午朝,此外还通过日讲、经筵、召对等增加咨访议政时间。为扭转官场中拖沓怠惰的风气,当局给六部、都察院等中央部门处理政务的时间规定了程限:“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,复奏无过二日;看详以闻者,无过三日。事干他司,须行查者,无过十日。”又向地方官发布书面指示:“凡尔有司,莫非天职,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,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,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。”当时对官员的政绩考察,都一再强调“务得实迹,不可偏听枉人”——官员的进用斥退,全看你怎么做,而不是听你怎么说。备受史家称道的“弘治新政”,正是靠这种勤政务实之风造就的。

扭转奢靡之风中的正能量和负能量

无论除奢返俭还是惩虚崇实,凡振刷风气,都不能缺少庙堂高层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。唐文宗不仅本人衣食俭朴,厉行节俭,还要求皇亲国戚和上层官员“皆务俭薄,率先兆人”。其女儿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宽大费料,即以“衣服逾制”遭到面斥,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则,连累驸马窦澣被扣两月俸钱。明代陈洪谟历仕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,孝宗励精图治,认为弘治时期宜称“治世”。在他所写的《治世余闻》中提到,弘治皇帝勤政,带动了凡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大小官员,都积极赴会。机关里谈话,说起早朝话题,有应答不上的,就会被视为懒货,“人自愧悔,蓋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”。先后辅弼如王恕、马文升、刘大夏等大臣,亦多为气正风清的楷模。以王恕为例,据熟悉他的官员说,有一次王恕的儿子从故乡三原来北京探亲,“只如贫士,止骑一骡而已”;王恕把闺女嫁给一个姓宋的国子监学生时,只从市井雇了一乘双人小轿,国家给父亲的待遇,闺女没沾上一点光;王恕太太拿二两银子托云南的官员买颗宝石给女儿做首饰,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。从讲述者充满敬佩的口吻看,可知王恕传递给朝士们的多是正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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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正能量,自然也有负能量,振刷风气的利钝迟速,便是两种能量的此消彼长。比如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“恭勤节俭,冀革其风”的成效,有个客观评价:“陛下节俭省用,风俗已移,长裾大袂,渐以减损。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,不虑下不从教。”听话听音,距真正“绝其侈靡”还远,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。正史记载,王涯主持制定的《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》经文宗批准颁发后,马上引引权贵们的激烈反对。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,只好采取变通办法,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,其他则放宽限制。结果,“事竟不行,公议惜之”。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明代:弘治元年朝廷就诏令内官不许僭穿蟒衣,其后又两度重申禁令,直到弘治十七年,皇帝仍在向阁臣抱怨,“内臣僭妄尤多”。即如《明史》所言:“孝宗加意钳束,故申饬者再,然内官骄恣已久,积习相沿,不能止也。”所以不仅编织笼子不易,想把骄纵惯了的人关进笼子也难。

积习难改、抗令违禁之外,还有见风使舵、弄虚作假的。嘉庆帝倡俭反奢时,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:“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,故在朝大吏,无不屏声色,减驺从,深衣布袍……以自诩其节俭。”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,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,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“今上”才装模作样,“亦一时风气然也”。等风头一过,故态复萌或当不免。由此看来,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、长效化,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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